朝堂與地方都擔憂孫彥舟等賊將招安后獨立統(tǒng)領的兵馬規(guī)模太大，有尾大不掉之憂，但又迫切想在今年秋冬之前徹底平滅洞庭湖匪患。

    紹隆帝對此也極為在意。

    這畢竟是先帝在位時都不能解決的大患，他登基一年就能徹底鏟除，這樣可以大書特書的“豐功偉績”，他又怎可能不熱切？

    還有一個就是誰不希望看到楚山再有借剿撫湖匪壯大自身的機會了。

    不過，對洞荊聯(lián)軍是剿是撫，如何剿撫，誰都無法忽視楚山的意見。

    南蔡水軍主力都已經(jīng)進入桑赤湖，又在赤山灣建立了水營基地，兵馬能快速沿著洞庭湖西岸水陸并進南下，迫使洞荊聯(lián)軍在石首縣南部集結大軍加以防備。

    楚山?jīng)]有松口，不管朝廷答應的條件多誘人，洞荊聯(lián)軍都不敢輕易離開老巢，到指點的城池集結，更不要說輕易將十數(shù)萬規(guī)模的兵卒家小都交出去了。

    誰不怕在人馬轉移的過程當中，南蔡招討司的主力像一把利劍毫不留情的直插進來？

    赤山寨的潰滅，誰還不夠他們警惕嗎？

    魏楚鈞、高峻堂也很清楚死結所在，面對徐懷的強硬要求，他們都表示要遣人先跟孫昌裕、葛???????????????伯奕商議才能決定。

    至于京襄制置司設立的諸多細節(jié)問題，徐懷提出諸多要求也談不上過分。

    楚山轄汝蔡二州以御京西、河洛之敵，除了僑置南蔡縣，朝廷每年還要從荊湖等地調拔三百余萬貫錢糧補充軍資不足，現(xiàn)在將南陽、襄陽、荊北四縣合并汝蔡二州設立京襄制置司，照帳面上是沒辦法彌補如此巨大的缺額的。

    再說了，淮西、淮東以及東川、西秦四路都在擴大兵馬編制，楚山戰(zhàn)兵規(guī)模不可能還繼續(xù)限制在四萬人左右，倘若繼續(xù)擴編，軍資缺口就更大。

    朝廷在京襄制置司設立之后，不想額外貼補軍資，就得允許京襄制置司在南陽、襄陽征沒私占田地實施軍屯；當然截止京襄制置司設立之前的應撥錢糧，徐懷還是要伸手找朝廷討要的。

    驛騎在長林、江夏、岳陽以及建鄴之間馳騁、傳遞消息。

    荊南、荊北制司最終決定對洞荊聯(lián)軍施以更大的壓力，除了荊南兵馬進一步集結外，荊北兵馬也通過荊江，往荊江南岸公安、石首等地集結，形成夾擊之勢，迫切洞荊聯(lián)軍低頭。

    以孫彥舟為首的洞荊聯(lián)軍主力在澧州、鼎州東部的西洞庭湖沿岸地區(qū)，已經(jīng)被完全封鎖住，荊北、荊南以及南蔡招討司集結水步軍將近十萬，單純從兵馬規(guī)模上，已經(jīng)不比洞荊聯(lián)軍低多少了。

    孫彥舟等賊將最終于七月下旬同意接受兵馬縮編三萬、駐戍分置的招安條件，紹隆帝下旨新置歸德軍收編歸順的洞荊聯(lián)軍，以孫彥舟為統(tǒng)制，胡蕩舟等授都指揮使、都虞侯等將職，移駐光州。

    不過，徐懷最終沒有同意將羅山劃歸光州，理由就是此時還需要對歸德軍保持警惕。

    羅山仍是申州的西門戶，同時又荊湖北路的北門戶，楚山之前花費大力氣修建新城，完善外圍的塢堡防御，又正當浉河下游，信陽河谷的藩屏之地，徐懷此時怎么可能交給孫彥舟、胡蕩舟等歸順將領防守？

    朝廷最終作罷。

    與此同時，京襄制置安撫司也正式宣告成立，轄汝、蔡、申（戰(zhàn)州）、南陽府、襄陽府及荊州，徐懷出任京襄制置安撫使，總攬軍政。

    制司衙署從舞陽遷至南陽府泌陽縣。

    紹隆帝為示寬厚，還特地將鄭懷忠之前在泌陽城修建的府邸賜給徐懷。

    不過，鄭懷忠在泌陽城修建的府邸，占地高達三十余畝，近三百間屋舍。

    徐懷此時還沒有奢闊到，霸占這么大的宅子，最終還是將這座府邸進行分割，將原郡公府東北角的私人園林作為私人宅邸使用，與柳瓊兒、王萱居住其中。

    這座名為靜園的私人園林，占地也將近五畝地了，亭臺樓閣一應俱全，還有一座小湖，湖石假山一應俱全。

    郡公府邸的其他部分，徐懷則統(tǒng)統(tǒng)劃歸制司衙署使用，而不是在城中再清出一塊地皮出來大興土木。

    包括武士齋舍在內，原行轅各部監(jiān)院直到九月下旬才完全遷徙，諸多雜亂事務也是到這時候才暫告一段落。

    徐懷舉薦徐武江出知荊州，兼領荊州兵馬都監(jiān)，下轄章山、樊臺、長林、赤山、監(jiān)利都巡檢司——監(jiān)利受匪患最烈，縣隸民戶七萬余口，最終僅剩不到兩萬，朝廷最終同監(jiān)利撤縣置都巡檢司，并入京襄路荊州治下；赤山灣則劃入監(jiān)利都巡檢司治下。

    都巡檢司轄區(qū)實施軍管軍屯，兼司衛(wèi)戍，而當陽、荊門、江陵三縣所清查出來的私占田地，則統(tǒng)統(tǒng)充入都巡檢司進行屯墾。

    建繼帝在襄陽登基之后，為擴大賦稅，對襄陽府的私占田地進行過一次充分的清查，但當時為了減少矛盾沖突，清查出來的私占田地直接登籍造冊，按照正常的稅賦進行征繳，并沒有作充公處理。

    徐懷舉薦程倫英出知襄陽府，另使潘成虎出任襄陽府兵馬都監(jiān)，對規(guī)模高達一萬人眾的襄陽府軍進行整編換血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襄陽府也就是在減租減佃等方面需要一些作為，其他基本都保持原狀。

    真正需要動大手術的，還是南陽府。

    南陽府轄唐鄧二州十五縣，隸民戶七十余萬口，滯留 口，滯留饑民二十余萬，此外徐懷還計劃將荊州、南蔡過剩的十余萬饑民遷到南陽來安置，這將是一個持續(xù)數(shù)年去一步步落實、改善的艱巨重任。

    同時制司設于南陽，南陽也將是楚山抵御京西、河洛之敵最重要的支撐。

    南陽知府由史軫兼領，清田之事由蘇老常直接負責，另外范雍出任南陽府兵馬都監(jiān)——南陽府兵馬都監(jiān)司基本上會在每個縣都設立都巡檢司，掌握所有清理充分的田地以及荒山、河谷，諸縣縣尉司的職權也都合并到都巡檢司的掌控之下，然后會在都巡檢司之下進一步廣設的巡檢司（糧棧），將鄉(xiāng)兵操練以及賦稅征繳等事，從地方宗紳手里收過來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南陽府通判周運澤以及諸縣知縣等官員都要保留下來，后續(xù)也受中樞調任，徐懷暫時也只能通過都巡檢司，最大限度的掌握縣域權柄。

    汝蔡申三州，將執(zhí)行戰(zhàn)區(qū)制，分設汝州行營、蔡州行營及申州行營，分別以王憲、陳子簫、徐心庵出任行營統(tǒng)制——除了天雄軍左、前、右三鎮(zhèn)戰(zhàn)兵分別駐守三州外，各編一萬到一萬五千人馬規(guī)模的守兵；不過王憲、陳簫、徐心庵三人主要負責戰(zhàn)區(qū)防務，三州其他事務則另行委任通判兼行營長吏等官吏負責。

    在洞荊聯(lián)軍接受招安之后，南蔡招討司隨即撤裁，唐盤率領后軍與選鋒軍作為戰(zhàn)略總預備隊，調回南陽府駐扎下來；南蔡水軍也進行相應的裁減，保留一廂人馬，劃入荊州兵馬都監(jiān)司序列；多出來的人馬一部分返回信陽|水軍，接受申州行營的統(tǒng)制，一部分歸入輜兵、屯兵序列。

    而在制司，徐懷打破漕司、憲司、軍（帥）司、倉司舊有的框架，設立選吏司、度支司、清田司、刑獄司、軍情參議司、都水監(jiān)、工造監(jiān)、煤鐵監(jiān)、學政司等部門，由史軫、蘇老常、韓圭、周景、郭君判、徐武坤、徐武良等人執(zhí)掌。

    鑄鋒堂則正式歸入制司衙門，與諸監(jiān)司并列。

    雖說截止到當下，制司錢糧勉強夠周轉，但鑄鋒堂于南蔡前后總計拆借一百五十萬貫悉數(shù)耗盡——這筆拆借除了每年需要支付十數(shù)萬貫錢息外，最終這個大窟窿，還是需要制司去填補。

    此外，隨著赤扈騎兵主力再次南下，汝蔡申三州的軍資度支將再次大規(guī)模上升外，南陽要進行大規(guī)模的屯寨建設，近四十萬饑民需要逐步去安置，荊州逾四十萬饑民的安置工作只能說初步完成，后續(xù)大量的屯寨、垸堤、大堰建設，還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錢糧。

    屯墾想要見成效，甚至指望屯墾反哺軍資，至少需要三五年的經(jīng)營，但在接下來三五年之內，京襄的度支缺口只會越來越大。

    這還是在兵備不進一步擴張的情況下。

    紹隆帝最后能爽利同意設立京襄制置司，無非也是看到這點。

    對此，史軫、蘇老常等人的主張是鑄幣。

    在東川、西秦制置司相繼成立之后，高峻陽、顧繼遷為籌措養(yǎng)軍錢糧，都相繼以制置司的名義鑄造鐵錢，甚至一枚鐵錢不再是僅僅充當一文銅錢使用，而是“值十”、“當百”，強行在東川、西秦路推廣，用于發(fā)放兵餉、俸薪，從民間征購物資。

    京襄想要彌補巨大的缺口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效仿東川、西秦，以制司名義發(fā)行鑄幣。

    “這說白了還是掠奪，好不容易平抑下去的糧價，隨即會再次爆漲???????????????起來，”徐懷站在靜園小湖旁，聽史軫提出鑄幣的建議，蹙著眉頭，說道，“說到底還飲鴆止渴！”

    東川、西秦鑄鐵錢，徐懷早就聽說了，雖說兩路制置都籍此補充軍資不足，但大規(guī)模鑄造鐵錢，極速貶值的損失卻需要兩路民眾共同承擔。

    “雖有很多后患，但此時不飲不行啊……”史軫說道。

    “鑄鋒堂拆借之法可以繼續(xù)施行。”徐懷說道。

    “鑄鋒堂對外拆借幾無可能，而在京襄諸州縣之內拆借，除了強行攤派，要不然進展也不會太樂觀，”蘇老常站在一旁，說道，“接下來在南陽、襄陽、荊州大規(guī)模進行清地，又要搞減租限佃，手里掌握大量錢糧的宗紳士族，即便明面上不敢反抗，內心也是怨恨無比，哪里肯再主動將錢糧拆借給制司度支？除了宗紳士族之外，我們總不可能向中下層民眾拆借錢糧吧？”

    “我看未嘗不可，”徐懷很早就在琢磨這事，只是現(xiàn)在才有機會提出來，說道，“中下層貧民手里是沒有多少余錢，但是積沙成塔，京襄三四百萬庶民要是將手里的余錢都匯聚起來，絕對不是一個小數(shù)目……”

    “貧民手里僅有三五貫或一兩貫余錢，總不是至于使鑄鋒堂找上門去，一戶戶拆借吧？”蘇老常頭痛的問道。

    為僑置南蔡縣建設所需，鑄鋒堂于襄陽、江夏等地拆借錢款，都是找當?shù)氐拇笊藤Z、大宗族所辦的質庫典鋪，其中王氏一族總計就拆借錢款二十余萬貫，因此拆借較為簡便。

    倘若找中下層貧民拆借，每一筆拆借細微到三五貫甚至三五百錢，那要想籌到一百萬貫錢款，其中得發(fā)生多少筆拆借？

    這得投入多少具備記賬能力的人手，才能完成？

    “不需要那么復雜，東川、西秦鑄制鐵錢，我們可以直接鑄制值十錢、百錢的計息鐵券？”徐懷說道，“相比東川、西秦鑄制鐵錢直接拿去征購錢糧、發(fā)放兵餉俸薪，最終導致民間物價飛漲，我們所鑄的鑄鐵券放出去到約定年限之后，是要計算錢息進行償付的——這也意味著我們鑄多少鐵券，最終還是要與制司的財賦、度支統(tǒng)籌起來核算，其本質還是從民間拆借，對民間物價的干擾也會甚微……”

    “使君此策卻是想我等所未想，未嘗不能一試！”史軫沉吟說道。